“面对复杂的食品行业业态和严峻的监管形势，我国把食品安全治理视野进一步投向了社会层面，力图动员全社会参与、构建群防群控的共同体，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积极参与进来，各尽其职、各负其责，成为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旭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常务副所长严卫星，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认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为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提出的更有效的理念，反映出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简政放权”和“培育社会主体活力”的努力和尝试。
社会共治源于法治共识

“首先要在百姓心中形成食品安全共识，树立食品安全自信，再进行食品安全共治。”王旭东委员认为，社会共治首先来源于共识的达成，还应明确社会每个成员的责任。社会成员社会共治意识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实施程度的影响。

严卫星委员坦言，当公众为食品安全愤怒时，共识已经诞生。不过，当法律无力消除公众的愤怒时，这种共识也很容易消失。共识慢慢瓦解，共识就很难上升到共治的高度。

“要使共识形成并产生正面影响，必须让最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落地，坚决执行到位，否则公众是空有愤怒，即使一时形成共识，这种共识对社会共治提供不了帮助。”王旭东委员说。

“每个社会成员责任的形成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实施程度息息相关。”王旭东委员表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执行程度越严格，公众对其期望就越大。如果在执行最严格的食品安全法律时达不到公众的预期，或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渎职行为，都会对公众自身责任的建立产生打击。

“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需要建立在食品安全的自信上，而自信同样与《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程度密切相关。”严琦委员坦言，正在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草案需要突出法律的执行力度，需要突出各种问责的落实，在原有法律基础上对违法者的惩罚要更严格。只有全社会都对食品安全自信了，社会共治也就形成了。
安全链与责任链应从制度上对接

“社会系统的运作，除了公共权力、私人权利之外，还有一种权力——社会权力。这种权力是采用分享、共治的方式运作的。”严卫星委员坦言，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需要明确食品生产主体责任，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是第一位的。所有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生产出来的，如果生产者不生产不安全的食品，如果销售者不销售不安全的食品，那整个社会就不会有食品安全之忧。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理应承担主体责任。

王旭东委员认为，既然企业承担了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那么就必须从法律制度上落实其主体责任，应该提高食品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食品生产的加工环节、原料添加等一切与食品生产安全有关的过程，都应该可控和高度透明。王旭东委员坦言，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食品安全事故的被追责概率偏低，赔偿标准不高，食品生产企业违法生产的成本太低，不足以使企业有所忌怕。

严卫星委员说：“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必须是让违规者忌怕的责任，是让违法者倾家荡产甚至坐牢丢命的责任，同时应提高企业责任的承担份额，加大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这是社会共治的重要内容。”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实践路径

王旭东委员表示，为了进一步厘清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内容及其内涵，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理主体不仅是政府监管部门，还包括食品生产者、消费者及消费者组织、企业和政府行为的监督者——媒体、其他社会力量如第三方认证和检测机构、中立的科学力量等。其中，政府是食品安全的监管主体，生产企业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消费者和媒体是监督政府和企业的主体，第三方认证和检测机构是保证公信力的中间力量，科研界是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力量。通过整合社会资源，达成上述力量的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治理好食品安全问题。

“信息公开和风险交流通畅是社会共治的实践渠道。”严琦委员认为，虽然食品安全信息属于“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需要社会各界广泛知晓”的事项，政府也对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内容作了规定，但在实践中，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数据、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数据、食品安全事件的情况、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过程信息以及各地监管部门公开的力度、途径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有效获取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其他社会主体如何进入社会共治格局并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值得食品安全专家、学者、监管人士共同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行业协会、消费者、第三方认证和检测机构等在内的各类社会主体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这决定了社会共治构建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严卫星委员说。